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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案检察官审查卷宗后,讯问犯罪嫌疑人。
按照国家相关规定,出口退税必须提供三方面材料:证明货物已出口的报关单、证明出口企业通过供货企业上缴增值税的发票和缴款书、证明已收外汇的核销单。“买单配票”型骗税犯罪即针对这三方面造假:将他人委托的不能或不需要办理退税的货物伪装成自营货物出口,获取虚假报关单;依据出口货物报关单退税联制作虚假购销合同,并虚开增值税发票;通过“地下钱庄”购买外汇,伪装外商汇入国内。经外贸企业结汇,退回的税款通过虚开增值税发票公司私下转回骗税人手中。
在一家纺织品公司中,40台老旧生锈的织布机在阴暗潮湿的车间里几乎不运转,一年开机的次数寥寥可数,但纺织厂的出口数据却非常“亮眼”,看似每年都能产出大量布。这里面有什么猫腻?近日,经上海市普陀区检察院提起公诉,该纺织厂厂主蒋某因犯骗取出口退税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三个月,并处罚金70万元。
这家纺织品公司的实际经营者为蒋某,他曾任多家纺织厂法定代表人,后因民事诉讼被法院多次列为失信被执行人。国家在纺织品服装行业给予高出口退税率的政策支持,是支持外贸的惠民措施。为了还债,蒋某瞄向了出口退税。
蒋某采取的骗税手段俗称“买单配票”。为营造纺织厂已出口货物的假象,蒋某向他人购买不符合退税资格的出口货物报关单。根据已经取得的虚假报关单及发票制作虚假采购和销售合同后,还需相应货物的进项发票,于是蒋某向上游十余名棉农虚开了对应货物生产原料的发票。为进一步假戏真做,蒋某从“地下钱庄”购入外汇,再指令汇入出口公司账户,以此让“假出口”的银行流水变得完整。
不过,该纺织厂并无申请退税资质,于是蒋某找到具有代理出口报关退税资质的A企业负责申报出口退税。A企业业务人员曾前往该纺织厂实地勘查,亲眼看见数十台织布机正在紧锣密鼓地工作,且蒋某提供的退税材料完整,于是便帮其申请了出口退税。可他们不知道的是,织布机一年生产的布匹数量远远低于蒋某申报的出口数量,而那些正在工作的织布机正是工厂为了应付检查演的戏。一番操作下来,蒋某实现了空手套税。
公安机关在日常监测中,通过集合税控类数据模型发现蒋某经营的公司“不对劲儿”。经查,2020年9月至2021年6月,蒋某采用“买单配票”形式,将虚假出口报关单及对应“配票”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合同等提供给A企业用于报关退税。其间,财务肖某负责合同盖章,并根据合同情况匹配进项和销项发票、协助资金回流等。据统计,蒋某骗取出口退税税额共计50.7万余元。今年2月29日,经普陀区检察院提起公诉,法院对蒋某依法作出如上判决。此外,财务肖某犯骗取出口退税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并处罚金55万元。
由于该案涉及农作物收购、商品加工生产、对外贸易、委托报关、境内外货币结算等多个环节,业务频次高、合同真假混杂、发票数量大且总额高,侦查初期并未找到合适的办案切入点。为精准惩治犯罪,承办检察官向税务等部门详细咨询出口退税规定,并深入研究大量税务、外贸相关专业知识和政策法规。
在仔细梳理案情后,承办检察官认为,假出口业务数量及对应金额是案件定性的关键。由此切入,承办检察官引导公安机关重点围绕案件涉及的货物流、发票流、资金流等深入调查。侦查人员多次奔赴纺织厂所在地调查取证,查询分析涉案公、私银行账户,调取海量数据,对众多物流信息、银行交易数据、发票金额逐一核查。以纺织厂名义出口的货物物流信息为切入口,侦查人员顺藤摸瓜排查到了实际出口的货物信息,确认了其与蒋某经营的纺织厂毫无关联,由此追踪锁定假出口骗税的具体业务及金额,案件办理取得了关键性证据。
在已取得证据的基础上,检察机关全面还原了蒋某实施出口骗税的犯罪路径。面对检察官的讯问,蒋某的供述反复不一,但最终在大量书证、物证以及证人证言面前供述了犯罪事实。
在案件办理过程中,检察官发现A企业在审核报关退税材料过程中亦存在失职。
虽然A企业曾前往纺织厂实地查看,但在长期合作过程中并未定期考察,仅通过网络传递合同、发票等材料,审核报关材料时也没有逐一核对货物、物流等关键信息。A企业在业务拓展考察流程、代理出口业务、合规管理机制等方面均存在漏洞。
2023年12月4日,承办检察官对A企业制发社会治理检察建议,督促该企业健全进出口业务管理制度,切实履行对所辖业务的客户、货物、物流全流程审查、报告义务,确保能根据真实的进出口业务申报出口退税,同时要进一步完善内部监督审核,对可疑情况及时上报。
收到检察建议后,A企业积极开展排查整改,进一步强化合规建设,特别是对于交易金额较大的客户,定期派员前往实地核实业务真实性。
来源:检察日报
在外贸行业中,买单配票系最为常见骗税手段,而利用纺织品、服装骗取出口退税的主要模式之一亦为买单配票。
买单则为不法分子向报关行、货代公司购买免税出口的货物信息,让报关行、货代公司在代理报关的时候,以不法分子的名义报关出口。配票则为不法分子根据货物信息,通过签订虚假的国内采购合同、虚走资金,让他人为自己虚开与货物信息匹配的发票。此外,因申报出口退税需要外汇结汇资料,不法分子还需从地下钱庄等地非法购买外汇,营造结汇的假象,以此虚构货物真实出口。
本案中,蒋某则采用买单配票的骗税手段,向他人购买不符合退税资格的报关单后,再根据取得的虚假报关单及发票制作虚假采购与销售合同,同时利用农产品收购发票可以自开的特点,向上游十余名棉农虚开对应货物生产原料的发票。此外,在结汇方面,蒋某还通过地下钱庄购买外汇,再指令汇入出口公司账户以此完成虚构货物出口的假象。最终,蒋某以犯骗取出口退税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三个月,并处罚金70万元。
本案的爆发则源于公安机关集合税控类数据模型监测。同时,在今年两高司法解释出台的新闻发布会中,公安部经济犯罪侦查局副局长、一级巡视员吴迪指出,针对涉税类罪中性质最为恶劣的骗取出口退税犯罪,始终将其作为打击重中之重。由此可见,在大数据监管涉税信息及国家从严打击骗税强监管态势下,采取任何隐蔽骗税手段企图骗取国家出口退税款的,均将被查处并予以严厉打击。
此外,本案亦给广大外贸中介组织敲响了警钟。因本案的纺织厂不具退税资质,找到了具有代理出口报关退税资质的A企业。在代理出口过程中,A企业虽然前往纺织厂实地查看过,但在未来长期合作中却没有定期考察,仅通过网络传递材料对蒋某经营的纺织厂出口退税业务进行形式审核,导致A企业被骗。这反映出A企业在业务拓展考察流程、代理出口业务、合规管理机制等方面存在漏洞。对此,A企业亦收到了检察机关的建议。故而,我们在此需要提醒广大外贸中介组织的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危害税收征管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之规定,“从事货物运输代理、报关、会计、税务、外贸综合服务等中介组织及其人员违反国家有关进出口经营规定,为他人提供虚假证明文件,致使他人骗取国家出口退税款,情节严重的,依照刑法第二百二十九条的规定追究刑事责任”,该条款强化了对中介组织的义务,其应当不断完善自身的出口管理机制,加强对出口企业业务审核,提高刑事风险防范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