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国企融资性贸易：动因、风险、46号令解读及转型路径

来源：四川省人民政府口岸与物流办公室

融资性贸易并非新鲜事物，但其在国企体系中的蔓延，本质是特定发展阶段下“业绩压力、资源优势与监管漏洞”共同作用的结果。随着2026年1月1日国资委46号令《中央企业违规经营投资责任追究实施办法》正式施行，监管进入“穿透式追责、全链条管控”的新阶段，国企必须彻底摒弃这类“脱实向虚”的违规业务，转向合规经营与产业深耕。以下从“为何做、风险在哪、政策如何管、未来怎么转”四大维度，全面拆解核心逻辑。

一、国企为何热衷开展融资性贸易？

国企开展融资性贸易，绝非单纯的“逐利冲动”，而是多重因素叠加的必然选择，核心可归结为“压力驱动、优势支撑、认知偏差”三大层面，本质是“短期利益”与“路径依赖”的双重影响。

（一）核心动因：业绩考核的刚性压力

对多数国企而言，营收规模、利润增长是上级考核的核心硬指标，直接与管理层晋升、薪酬福利、企业信贷评级挂钩，且考核目标逐年攀升，形成了“必须完成、只能增长”的刚性约束。融资性贸易恰好能快速满足这一需求：通过签订虚假贸易合同、循环走单，无需真实货物流转，就能轻松“刷高”营收账面数据，实现“低成本、快见效”的业绩美化效果。更值得关注的是，部分国企在过去监管宽松期已通过这种模式抬高了营收基数，为避免业绩“硬着陆”，只能硬着头皮继续，形成“饮鸩止渴”的恶性循环。

（二）关键支撑：国企独特的资源优势

国企的资源禀赋的是融资性贸易得以开展的核心前提，这是民营企业难以企及的“护城河”：一是资金优势，凭借国资背景，国企能以年化3%-4%的低成本从银行获取巨额授信和贷款，而民营企业的融资成本往往翻倍，且难以获得足额资金；二是信用优势，“国企”招牌在贸易领域具有天然信任度，上游供应商愿意给予账期，下游客户认可其资质，为搭建虚假贸易链条提供了便利；三是通道价值，大量融资困难的民营企业，愿意支付4-5个点的“通道费”，借助国企的信用和资金优势实现融资，国企则通过这种“资金搬运”赚取稳定利差，无需承担真实贸易的运营成本。

（三）重要诱因：认知偏差与内控漏洞

部分国企管理层存在“侥幸心理”，认为只要合同、发票、单据等表面形式齐全，就能“瞒天过海”，将融资性贸易伪装成正常贸易，即便被查也能辩解；同时，一些国企内部治理存在短板，业务团队扩张迅速，但风控、法务团队建设滞后，缺乏对复杂贸易链条的穿透式审核能力，无法识别“走单不走货”“资金闭环”等异常信号，让违规业务有机可乘。此外，部分内部人员与外部勾结，通过虚增交易环节、伪造单据等手段谋取私利，进一步推动了融资性贸易的蔓延。

二、融资性贸易的核心风险：看似“稳赚”，实则“埋雷”

融资性贸易的本质是“以贸易为名、实为资金拆借”，无真实商业实质、无实际货物流转，看似能短期赚取利差、美化业绩，实则暗藏多重风险，且风险一旦爆发，往往造成难以挽回的损失，核心可分为四大类。

（一）核心风险1：国有资产流失风险

这是融资性贸易最核心的风险。国企投入的“货款”本质是无担保的信用贷款，仅参与资金流转却不实际掌控货权，甚至对货物的真实情况一无所知。一旦下游融资方出现资金链断裂、破产跑路或恶意欺诈，国企投入的巨额资金将难以收回，形成大量坏账。以上海二中院披露的数据为例，涉融资性贸易案件中，标的额1000万元以上的占比达24.2%，最大涉案金额超3.2亿元，一旦出现坏账，直接导致国有资产流失。更有甚者，部分融资方利用一批货物重复抵押骗贷，国企连追偿的依据都难以获取。

（二）核心风险2：法律与合规风险

从法律层面看，融资性贸易属于“通谋虚伪”行为，法院通过穿透式审查，若发现存在“走单不走货”“固定收益”“资金闭环”等情形，会依据《民法典》认定贸易合同无效，国企基于合同主张的货款返还请求可能无法全额支持。同时，此类业务常伴随虚开增值税发票、虚构交易单据等行为，可能构成虚开增值税发票罪、合同诈骗罪等刑事犯罪；国企工作人员违规操作的，还可能构成国有公司人员滥用职权罪、贪污贿赂罪等，面临刑事追责。此外，融资性贸易规避金融监管，属于非金融企业变相借贷，违反金融特许经营规定，还会影响企业信用评级和融资资质。

（三）核心风险3：监管问责风险

近年来国家对融资性贸易的监管持续收紧，从国资委“十不准”到央行六部门联合发文，再到2026年46号令落地，形成了“监管+司法”的双重规制格局。一旦国企被认定开展融资性贸易，不仅要清理违规业务、补缴税款，相关责任人还会被追责；2026年以来，资本市场对涉虚假贸易企业的处罚进一步升级，ST立方等公司因开展融资性贸易、虚假记载营收被强制退市，彰显了监管“零容忍”的态度。

（四）核心风险4：内控与经营风险

融资性贸易会让国企陷入“虚增营收”的假象，掩盖真实经营短板，导致管理层误判经营形势，忽视主业发展和核心能力建设。同时，这类业务会占用大量资金，导致资金流向“脱实向虚”，挤压主业研发、生产、投资的资金空间，影响企业长期发展。此外，融资性贸易环节复杂、资金流不透明，容易滋生利益输送、权钱交易等腐败行为，进一步破坏企业内控体系，形成“违规-腐败-更大违规”的恶性循环。

三、深度解读国资委46号令（2026年施行）：追责升级，堵死违规空间

国资委46号令《中央企业违规经营投资责任追究实施办法》，并非新增监管要求，而是在原有规定基础上，进一步扩容追责情形、强化追责力度、明确追责范围，核心是“穿透式监管、全链条追责、终身追责”，彻底打破国企开展融资性贸易的侥幸心理，其核心要点可概括为“三个明确、两个升级”。

（一）三个明确：划定不可触碰的“红线”

1.明确追责范围：将“开展融资性贸易、空转贸易、走单贸易等虚假贸易”纳入核心追责情形，不仅覆盖直接开展违规业务的子公司，还涵盖集团总部的管控责任，实现“子公司违规、集团连带”的全覆盖。

2.明确责任主体：追责对象覆盖“从业务员到集团高管”的全链条，包括决策层、执行层、风控层，无论岗位变动、退休，只要涉及违规决策、违规操作，均需承担责任，杜绝“责任悬空”。

3.明确认定标准：采用“实质重于形式”的穿透式认定，不再纠结于合同、单据等表面形式，只要存在“无真实货物流转、无商业实质、以资金拆借为目的”的情形，一律认定为违规，堵死“形式合规、实质违规”的漏洞。

（二）两个升级：强化追责的“刚性约束”

1.追责力度升级：将追责情形从原有版本扩容至98种，针对融资性贸易等虚假贸易，明确“终身追责”，不因岗位变动、退休而豁免；处罚方式包括扣减绩效、降职、撤职、终身禁入国企经营管理岗位，涉嫌犯罪的，依法移送司法机关，处罚力度远超以往。

2.管控要求升级：要求央企建立“事前排查、事中管控、事后整改”的全流程管控体系，定期开展虚假贸易专项整治，对排查发现的违规业务，必须限期清理、整改到位；同时，要求集团总部强化对子公司的管控，建立贸易业务穿透式审核机制，从源头防范融资性贸易。

（三）核心导向：倒逼国企“脱虚向实”

46号令的核心目的，绝非“单纯处罚”，而是通过刚性追责，彻底取缔国企“类金融”的套利生存模式，纠正金融资源错配，倒逼国企回归主业、做实营收、服务实体。监管的底层逻辑已从“禁止违规”转向“引导价值创造”，未来国企的核心竞争力，将不再是“信用套利能力”，而是“产业服务能力”。

四、国企转型路径：告别“资金搬运”，深耕“产业价值”

面对46号令的刚性约束，国企规避融资性贸易风险的核心，不是“被动合规”，而是“主动转型”——彻底摒弃“刷营收、赚利差”的旧思维，将自身的资金、信用优势，转化为深耕产业链的核心能力，实现从“贸易商”向“产业链组织者”的转型，具体可落地为四大路径。

（一）路径一：聚焦主业，剥离违规贸易业务

这是转型的基础前提，核心是“做减法”：一是全面开展自查自纠，对照46号令和“十不准”要求，彻底清理存量融资性贸易、空转贸易业务，对已发生的违规业务，及时止损、追偿资金，杜绝“边清理、边新增”；二是剥离非主业贸易业务，聚焦核心产业，将资源、资金、人力集中投入到研发、生产、核心供应链服务等领域，不再参与与主业无关的“通道贸易”“垫资贸易”；三是优化考核体系，推动考核指标从“规模导向”向“价值导向”转变，降低营收规模权重，提高真实利润、主业占比、产业贡献等核心指标的考核比重，从根源上消除“刷业绩”的动力。

（二）路径二：深耕产业，打造“物贸一体化”模式

核心是从“只出钱”转向“既出钱又管货”，让贸易“看得见、摸得着”，实现合规与盈利的双赢。初级玩法可采用轻资产模式，与靠谱的国有仓储、物流公司合作，通过第三方监管货物，确保货权归属国企，资金流与货物流匹配；高级玩法可采用重资产模式，自行投建或控股关键仓库、码头、运输队，直接掌控物流环节，不仅能赚取贸易利润，还能获得仓储费、运费等附加收益，同时牢牢掌控货权，大幅降低风险。这种模式的核心的是“真实贸易+物流管控”，彻底杜绝“走单不走货”的虚假交易。

（三）路径三：创新模式，推进“供投一体化”布局

眼光从“一锤子买卖”转向“长期生态共建”，将资金优势转化为产业布局优势。具体而言，对长期合作、发展潜力大的上下游民营企业，可通过股权投资的方式，持有5%-15%的小额股权，成为“利益共同体”，约定优先合作、稳定供货等条款。这种模式不仅能巩固上下游合作关系，还能分享企业成长带来的股权增值收益，同时作为股东，可深入了解企业经营状况，提升风控能力，实现“贸易盈利+股权增值”的双重收益，彻底摆脱对“通道费”的依赖。国际巨头如嘉能可、三菱商社，均通过这种模式实现了产业链深耕。

（四）路径四：强化内控，筑牢合规管控防线

转型的核心保障是“内控升级”，需构建“全流程、穿透式”的风控体系：一是事前防控，建立交易对手穿透式审核机制，核查其股权结构、关联关系、信用状况，杜绝与“假国企、假央企”或信用不佳的企业合作；二是事中管控，严格落实“四流合一”（合同流、资金流、货物流、票据流），利用物联网、区块链等技术，实现货物动态监控、资金定向支付，确保资金用途与贸易背景一致；三是事后追责，建立违规业务终身追责机制，对违规决策、操作的人员，无论是否离职，一律严肃追责，形成“不敢违规、不能违规、不想违规”的氛围；四是团队建设，加强风控、法务团队建设，提升员工合规意识和专业能力，杜绝“技术性处理”的侥幸心理。

五、总结：转型不是“选择题”，而是“生存题”

国企开展融资性贸易，本质是“短期利益”对“长期发展”的透支，看似解决了业绩压力，实则埋下了国有资产流失、法律追责的巨大隐患。46号令的落地，标志着国企“信用套利”的时代彻底结束，“合规经营、产业深耕”成为唯一出路。

未来，国企的核心竞争力，将不再是“低成本融资能力”，而是“产业链掌控能力”；生存逻辑，将从“追求账面规模”转向“创造真实价值”。唯有彻底告别融资性贸易，聚焦主业、深耕产业，通过“物贸一体化”“供投一体化”实现模式创新，通过内控升级筑牢合规防线，才能在监管高压下实现可持续发展，真正发挥国企在国民经济中的“链长”作用，服务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02律师说丨监管+司法双严！融资性贸易的认定与合规路径

来源：广东法制盛邦律师事务所，作者：常嘉 郑嘉婧

03涉融资性贸易案件审判白皮书（2020-2024）｜至正研究

来源：至正研究，作者：上海二中院

所谓融资性贸易，是指参与贸易的各方主体在商品交换的过程中，依托货权、应收帐款等财产性权益进行短期融资并获取收益的贸易形式，其核心特征是以贸易之名，行借贷之实。在当前国家强化金融监管、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化解重大风险的宏观背景下，以及中央和国家有关部门打击“脱实向虚”的号召下，规范融资行为，依法认定相关合同效力，引导金融体系回归服务实体经济的本源，对于维护金融市场秩序，促进实体经济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国务院国资委自2013年以来陆续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央企业大宗商品经营业务风险防范有关事项的紧急通知》《关于进一步排查中央企业融资性贸易业务风险的通知》《关于规范中央企业贸易管理严禁各类虚假贸易的通知》等一系列文件，明确将融资性贸易的审查作为重点，提出“十不准”要求，进一步细化了融资行为的监管。最高人民法院也明确提出，加强对“名为贸易，实为借贷”等虚假交易的司法审查。因此，依法妥善审理融资性贸易纠纷，不仅是司法审判的职责所在，更是服务保障社会经济发展大局、助力营造稳定透明的营商环境的必然要求。

因融资性贸易案件固有的复杂性和隐蔽性，案件的审理和裁判具有一定的难度，法院需要对交易实质、合同效力等方面进行深入的审查和判断，方可作出符合客观实际的妥当性判决。本白皮书通过对我院2020年至2024年期间涉融资性贸易案件的相关数据和问题进行分析整理，旨在深入剖析纠纷成因、类型及法律特征，系统梳理司法裁判中的难点和争议焦点，并在此基础上针对性地提出风险防范与争议解决的对策建议，更好地服务和保障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

一、融资性贸易类案件的基本概况

（一）案件数量情况

我院于2020年1月1日至2024年12月31日审结的涉融资性贸易类案件，去除管辖、执行案件，经筛选，有效案件共计66件。其中，一审审结案件10件，二审审结案件56件。

从结案年份来看，2020年审结3件，2021年审结10件，2022年审结41件，2023年审结5件，2024年审结7件。该类案件数量自2020年起呈上升趋势，2022年达到峰值，2023年数量显著回落，2024年略有回升（如图1）。

（二）涉诉主体情况

融资性贸易的产生根源在于部分企业因融资困难、资金紧缺，转而寻求通过贸易形式获取资金的问题。在此情况下，资金需求方多数通过资金通道方（亦称中间贸易方）与具有较高资金实力的大型企业、国有企业建立资金联系，以快速、低成本的虚假贸易方式获得融资。融资性贸易类案件的审理难点不仅在于案件标的金额巨大，此类案件中往往存在多方主体，需根据合同内容及钱款流转情况，审慎辨别各主体在融资性贸易中承担的角色。

在融资性贸易案件中，国有企业最常扮演的角色为资金提供方或资金通道方。在典型的循环贸易中，国有企业仅提供资金和国企信用背书。一旦下游融资方出现资金链断裂、破产、诈骗等情况，国有企业的巨额“货款”将无法收回，形成巨大的坏账损失。经过逐一筛查，上述66起案件中，国有企业作为涉案主体的比例较高，共涉及25件，占总数的37.9%。在我院审结案件中，多起案件均为涉同一主体的关联案件。

（三）案件标的情况

融资性贸易类案件中，基于涉案金额巨大，虚构交易的标的多为煤炭、钢铁等大宗货物。上述66起案件中，最大涉案标的金额达321,886,385.43元，最小标的金额为1,551,448.4元。涉案标的金额高达100万元以上的案件为39件，占案件总数的59.1%。其中，案件标的金额高于100万元低于500万元的案件达18件，标的金额高于500万元低于1000万元的案件达5件，标的金额1000万元以上的案件达16件，另有标的金额100万元以下的案件27件。整体来看，融资性贸易类案件金额呈现两头高（100万元以下和1000万元以上），中间低（100万元-1000万元）的态势。基于批量案件的数据支撑，案件标的金额相对较小、未达到100万元的案件数量与标的金额达1000万元以上的案件数量同时占据较大比例（如图2）。

数据同时表明，近5年来审结的66起融资性贸易案件中，涉案标的物以大宗商品为主，其中涉钢铁类案件38件（占比57.6%），涉煤炭类案件5件（占比7.6%），涉电气设备类案件9件（占比13.6%）。总而言之，大宗商品类案件占到总数的78.8%（如图3）。

（四）法院认定情况

“走单不走货”是融资性贸易案件的突出特征。从我院融资性贸易类案件的审结数据中可以看出：66件涉及融资性贸易案件中，法院查明事实后判定存在实际供货的案件仅有12件，占总数的18.2%。最终认定未实际供货的案件多达54件，占总数的81.8%。

数据显示，66件案件中有52件被明确认定为融资性贸易，占总数的78.8%，剩余14件被认定为不属于融资性贸易，占总数的21.2%。

二、融资性贸易类案件的特征

（一）意思表示的虚假性

融资性贸易的核心特征在于其虚构的贸易背景与交易目的。在融资性贸易架构中，各方多以买卖合同为载体构建法律关系，却从根本上缺乏真实的货物买卖合意，其本质是通过大宗商品贸易的外壳，将贸易合同作为资金过桥工具，将贸易链条作为资金违规流通通道，从而将违规借贷伪装成正常商业行为，扰乱金融秩序。因其虚假性，故买卖合同常被否定效力。其中，国有企业作为融资性贸易的常见主体，其交易动机更具复杂性，如短期虚增营收规模以满足考核排名需求；利用自身信贷优势获取低成本资金，向融资困难企业变相输血并赚取利息差等。实践中，认定交易主体是否具有货物买卖真实意思表示的主要事实依据在于：1.交易前期各方主体是否就卖卖货物、数量等关键要素进行过磋商；2.交易价格是否合理，是否符合一般商业主体经营的正常逻辑；3.交易主体在交易磋商中是否明知存在虚假买卖的情况等。如在一起案件中，案涉五家公司为了虚构交易流程于同一天时间签订了五份买卖合同，货物交易形成闭环，且交易价格几乎等同于平买平卖，不符合商业主体以赚取利润为目的的商业特性。通过审查当事人间聊天记录等证据，当事人间均无建立买卖合同的真实意思表示。法院据此认定案涉买卖合同因虚假的意思表示而被认定为无效。

（二）交易主体的异常性

为掩盖资金闭环、融资实质，参与融资性贸易的公司往往通过多层嵌套、交叉交易等方式增加交易的复杂性，因此交易链条上一般存在资金提供方、资金需求方及资金通道方等多方主体。其中，作为资金通道方的部分主体可能与资金提供方或资金需求方存在隐蔽的关联或控制关系。实践中，判断交易主体异常的主要情形有：1.从股权结构或者公司间往来看，交易主体间存在直接控制、间接控制、利益共同体等关联关系；2.交易主体进行的大宗商品贸易与其日常业务活动明显不符，主体经营范围存在明显异常。

（三）交易流程的虚构性

交易流程的虚构性，具体表现为异常资金流动及虚构货物流转。

链条式买卖是融资性贸易中最常用的伪装手段，实践中，融资性贸易的资金流动呈现以下特点：1.资金流转形成闭环，包括资金流转回最初交易方形成闭环，或资金流转虽未形成闭环，但资金最终收取方与交易方存在关联关系，构成实质性闭环；2.资金流转时间存在异常，例如出现短时间内资金的频繁进出。

融资性贸易货物流转多表现为有单无货。从货物交接凭证看，交易各方开出的提货单、仓储单等货权凭证，与买卖合同约定的内容相符，货物流转完整，但实际上各交易方之间不存在货物的现实交付。此类案件中，货物或由关联方实质控制，或始终滞留于链条首尾，或直接完全虚构，始终未进行真正的货物交割。实践中，主要从以下几方面判断货物是否真实交付：1.如交易各方均非货物直接生产方，则审查货物进出口文件（如涉及）、货物来源材料、货物仓储信息、入库凭证等是否完备，以确认是否存在真实货物。2.如交易方只进行货权凭证交割、货物未曾发生流转的，则审查交易方是否曾就交付货物数量、品类、质量等关键信息进行确认，以判断交易方是否存在交付货物的真实意思表示。3.如货物确实发生流转，则着重审查货物出入库凭证、运输单据、物流信息是否一致。如在一起案件中，A公司与B公司签订买卖合同，约定由B公司向A公司购买货物。B公司在A公司出具的《出库单》上盖章确认。A公司主张其已根据合同约定交付货物为由要求B公司支付货款，B公司则抗辩双方交易实为借贷关系。案涉《出库单》上记载的发货人与收货人一致，且物流信息均为空白。法院以《出库单》记载异常、A公司未能补强证据为由，认定货物未实际流转。

三、融资性贸易类案件中体现出的问题

（一）现实利益导向引发的财务数据失真

从资金的需求方来讲，部分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资金需求旺盛，而银行等传统金融机构对此类主体信贷审批趋于审慎，在正常融资渠道受限的情况下，中小企业获取资金存在一定困难。从资金的提供方来讲，国有企业及大型企业凭借其良好的信用和融资能力，更容易获得银行贷款。企业间资金拆借并非一概被禁止，但部分国有企业及大型企业经营收入和利润增长放缓时，出于规避国有资产监管和风控制度的目的，会将融资性贸易作为便利途径，利用自身资金优势，进行“金融投资”，以期增加营业收入和盈利，快速达成业绩考核指标。此类操作虽在短期打造出财务报表的“虚假繁荣”，却长期掩盖了企业真实经营状况。

（二）风控流程不当导致的风险失控

一是企业内部风险控制机制和流程不健全，导致合同签订、资金管理、货物监管等环节存在明显漏洞。部分国有企业缺乏完善的事前风险评估体系及预警机制，在缺乏审慎评估的情况下盲目进行对外投资，未对合作企业进行充分的信用评估和穿透性的背景调查，与信用不佳或风险较高的企业合作，致使资金资产使用不规范，从而放大法律风险。二是未建立有效的风险预警系统，无法及时察觉风险信号并采取预防措施。例如，对公司公章使用、财务报表制作等关键节点的管理不到位，对仓储、物流等环节缺乏实地核查，对工作人员与交易方之间的异常往来未能及时发现和纠正。

（三）核查落实宽松造成的约束失灵

一是现行监管规则和制度对融资性贸易的界定存在模糊之处。国务院相关监管文件虽明令禁止融资性贸易，但对融资性贸易的构成要件缺乏细化认定标准，导致核查尺度不一。二是缺乏先进的数据分析和监测技术，无法有效处理和分析大量的交易数据，难以有效识别隐藏风险和违规行为。面对跨区域、多批次的虚假贸易流水，传统审计手段难以应对。三是缺乏针对融资性贸易的专项核查，企业内部审计范围较为宽泛，外部审计的专业性亦有待提升。参与融资性贸易的企业为了自身利益，故意隐瞒真实的交易情况，制造虚假信息，加大了风险核查的难度。四是核查沟通不畅。融资性贸易的核查可能涉及多个部门，如金融监管部门、商务部门等，但部门间协作机制不顺畅，影响了监管效率，难以形成有效的监管合力，对融资性贸易的责任人未能形成跨领域约束。

四、融资性贸易类案件中的主要法律问题及认定

（一）  合同效力认定方面

在融资性贸易类案件的审理中，最关键的问题是对合同效力的认定。融资性贸易通常以买卖合同为外在形式，但实质上是以融资为目的进行资金融通行为，相应买卖合同效力的认定需兼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下简称民法典）合同编的规范要求与商事审判的价值导向。

第一，对于融资性贸易买卖合同效力的形式认定，需要对合同形式合法性进行初步审查。由于参与方多为具备资质的商事主体，如国有企业、贸易公司或金融机构关联企业，因此在形式审查中，除非存在明显的资质瑕疵如虚构交易主体等，法院通常认可此类主体的缔约能力。从合同形式完备性来看，此类合同往往具备完整的货物名称、数量、价格、交付方式等条款，形式上符合民法典第595条对买卖合同特征的规定。且相较于普通买卖合同，融资性贸易买卖合同在签订时，更加注意合同形式的构建，常见于虚构货权转移的外观，并同时签订仓储合同加强买卖合同的形式外观。因此，单纯的形式审查可能无法探究融资交易的本质，在形式审查阶段一般不对缔约目的进行深度探究。

第二，对于融资性贸易类买卖合同的实质认定，需通过穿透式审查对交易本质进一步还原。结合融资性贸易类纠纷的特点，该类案件的穿透式审查多重点关注以下要素：（1）合同项下货物的真实性及流转的可能性。若合同约定的货物仅存在单据流转，缺乏真实交货（“走单、走票、不走货”），可据此认定缺乏真实买卖合意。如一起案件中，法院认为A公司与B公司之间的交货地点与B公司、C公司之间的提货地点相同，B公司的收货人、C公司的收货人均为魏某等交易模式，可印证当事人之间仅为货权凭证的流转，而非真实的货物交付，从而进一步认定买卖合同关系不成立。（2）循环贸易。在闭合式贸易链条中（如A→B→C→A），若货物未发生实际转移，且价格差额固定或“高买低卖”，通常被认定为资金融通。（3）关联企业间重复交易、风险零负担（如买方不验货、卖方不承担瑕疵责任、怠于催讨逾期未付货款）等情形，均暗示贸易的融资属性。（4）资金流向与盈利模式。若资金流向与贸易链条分离（如直接回流至出资方），或利润与货物市价波动无关（如固定收益），则实质体现为融资借贷。

第三，当上述形式认定与实质认定中出现矛盾情形，则可能存在以下两种效力判断情形。（1）“貌合神离”的合同无效：买卖合同虽然形式上完备，但交易实质上若规避了金融特许经营或国家利率管制，亦可能因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或公序良俗而无效。（2）“通谋虚伪”表示的效力否定：若双方通谋，以买卖形式掩盖借贷实质（民法典第146条），法院将根据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即借贷关系）来重新定性。从近年来我院对于融资性贸易类案件合同效力的认定来看，对融资性贸易的效力认定趋于严格，尤其中央和地方政府鼓励企业脱虚向实，对国有企业参与的空转贸易、闭环交易，多倾向否定其效力，以防范杜绝虚假贸易可能带来的金融风险。

（二）“刑民交叉”处理方面

融资性贸易行为本身并非必然构成犯罪，但若涉及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行为，则可能触犯刑事法律。一旦贸易链条的资金链断裂、出资方提出刑事控告时，国有企业及相关工作人员可能面临合同诈骗罪、虚开增值税发票、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等刑事责任的追究。因此，在融资性贸易纠纷中，可能出现刑事案件处理与民事案件处理交叉的情况。

第一，融资性贸易中刑民交叉的主要情形。融资性贸易案件中，若涉及刑事案件，多见于合同诈骗罪（《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24条）或诈骗罪（《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66条）。无真实交易意图的行为人虚构贸易背景、伪造货物单据、诱使相对方提供资金，最终导致资金无法收回。此时，融资性贸易民事案件的处理应结合刑事案件的侦查结果：（1）若刑事程序已认定诈骗犯罪，则民事案件可依据民法典第146条（订立合同虚假意思表示）认定合同无效，并驳回原告基于合同有效提出的诉讼请求。（2）若刑事程序尚未启动或未定性，法院可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20〕17号）第10条，将犯罪嫌疑线索、材料移送有关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查处，经济纠纷案件继续审理。或依据上述规定第11条，裁定驳回起诉，并将案件移送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

第二，非法集资等涉众型经济犯罪的牵连效应，以及国有企业人员渎职犯罪的潜在风险。部分融资性贸易实为变相吸收公众存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76条）或集资诈骗（《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92条）。例如，企业以“供应链金融”名义向社会不特定公众募集资金，承诺固定回报，但资金并未用于真实贸易，而是用于借新还旧甚至挥霍一空，此类行为可能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或集资诈骗罪。在涉及国有企业的融资性贸易中，还可能存在国有公司人员滥用职权罪的情形（《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68条）或贪污贿赂犯罪。例如，国企工作人员为获取个人利益，违规开展无真实货权的融资性贸易，造成国有资产损失。此时，刑事判决可能影响相关合同的效力。

第三，刑民交叉案件的程序处理规则。与传统刑民交叉案件一致的是，融资性贸易类案件若遇刑民交叉情形，依旧存在两种规则。其一，传统规则（先刑后民）：若民事案件的基本事实需以刑事案件审理结果为依据，法院裁定中止审理。其二，例外情形（刑民并行）：若刑事案件与民事案件的事实相对独立，或刑事程序长期未启动，法院可继续审理民事部分。法院判断刑民交叉案件的处理顺序和方式并非简单直接，需要综合考虑案件的具体情况，包括犯罪行为与民事纠纷的关联程度、是否基于“同一事实”、民事案件的审理是否必须以刑事案件的结果为依据等因素。对于涉案财物的处理，也要考虑民事案件所涉财产是否已在刑事案件中进行归集、民事案件主体与刑事案件主体之间是否存在同一性、关联性。

（三）责任承担及比例方面

融资性贸易类案件中，最常见的情形是资金提供方（买方）在无法收回资金的情况下，寻求以买卖合同为依托，主张合同相对方（卖方）返还货款。而此时合同相对方（卖方）往往主张买卖合同无效，案涉交易实为借贷融资，而自己仅仅是资金通道方，资金已实际流向资金需求方，故无需向资金提供方（买方）返还货款。此时，法院需根据融资性贸易下的实质法律关系，结合民法典及相关司法解释，对合同效力进行认定，并在此基础上合理划分违约责任。

第一，认定买卖合同法律关系情形下的责任承担。若法院经审查认定买卖合同有效（如交易具备真实货物基础），则合同双方应依约履行义务。此时，主张合同有效的一方可主张相应违约责任。相应违约责任的承担需考察以下因素：（1）违约行为的认定。融资性贸易中常见的违约行为包括：买方未按约支付货款（如未按期履行分期付款义务）；卖方未按约交付货物（如未按照合同约定完成实际货物交付）；一方未履行辅助义务（如未提供真实单据或未配合办理货权转移）。若一方未履行主要合同义务，构成根本违约，守约方有权主张继续履行、赔偿损失或解除合同。（2）违约责任的具体承担方式。其一，继续履行+违约金/利息。若合同未解除，法院可判令违约方继续支付剩余价款，并按照案涉合同约定或LPR等合理标准支付逾期付款利息。其二，赔偿实际损失。若守约方因对方违约行为遭受实际损失（如资金占用成本、交易成本等），有权请求赔偿，但需举证证明损失与违约行为的因果关系。其三，违约金的调整。若合同约定过高违约金，法院可依民法典第585条的规定予以调整。（3）责任承担比例的考量因素。其一，过错程度。若双方均存在违约行为（如一方迟延交货、另一方迟延付款），法院将根据过错程度，按比例分担责任。其二，合同履行情况。若买方已支付大部分货款，法院在判决时可能考虑其实际履行情况，酌情确定违约责任承担方式。其三，行业惯例。在大宗交易模式中，法院可能参考行业惯例确定合理违约责任。

第二，名为买卖、实为借贷情形下的责任承担。若法院否认构成买卖合同关系，则表明合同中的“买卖”并非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根据融资性贸易“名为买卖实为借贷”的特点，则按照借款合同法律关系进行审理，并需要进一步对借款合同效力作出认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三条的规定，借款合同无效的情形包括：套取金融机构贷款转贷；以向其他营利法人借贷、向本单位职工集资，或者以向公众非法吸收存款等方式取得的资金转贷；未依法取得放贷资格的出借人以营利为目的向社会不特定对象提供借款；出借人事先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借款人借款用于违法犯罪活动仍然提供借款；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违背公序良俗。若借款合据此无效，则需依据民法典第一百五十七条关于民事法律行为无效后财产返还与过错赔偿的规定进行进一步认定。若借款合同有效，关于本息的认定与计算，是该种情形下责任承担的核心。对于资金需求方，在其已经收取款项的情况下，应当承担还款义务，一般要向资金提供方还本付息。对于资金提供方，其有权向资金需求方主张还款，若其在明知虚假买卖交易存在的情况下仍出借，或者主动参与甚至引导虚假交易的磋商和缔结，则可根据个案中资金提供方的过错承担一定损失，例如适当减免需求方相应的利息。对于资金通道方，其并非直接的借款方，通常无需承担还款义务，但是若其对虚假买卖交易架构的搭建具有贡献，甚至起到主导作用的，亦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具体责任形态，则需要根据个案情形进行具体判断。

五、融资性贸易风险防控的对策建议

（一）加强风险防控意识

企业应持续加强业务人员的规范意识和法律法规培训，建立职责清晰、权责明确、分权制衡的风险与内控体系，关注监管部门投融资相关的最新规定。其一，充分发挥法务部作用，规范合同签订，建立合同制定、审核和会签制度，对于交易上下游企业进行充分的资信研判，在交易初期，即对交易对手方进行详尽的尽职调查，重点关注其关联关系、履约能力等。其二，企业在参与投融资业务时，时刻牢记规范化问题，严格落实内部责任制度，建立公章、财务、人员监管体系，对法定代表人权力适当的内外部制约，降低违规业务发生可能。

（二）加强企业规范化管理

建立较为科学、完善的规范化体系，建立健全线索处理机制，并定期开展风险排查。其一，加强内部审计，定期分析应收账款及其他应收款项构成，强化货权管理，完善货物流转的全流程留痕制度，确保物流、检验入库等相关文件的完整性和规范性。其二，及时启动企业内部监管核查机制，一经发现虚假贸易迹象，应立即叫停，并对相关责任人员依法依规进行严肃追究，实现“防未病”效果。其三，积极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建立场景、模型，提升贸易数据的监测、分析能力，从而提高风险核查的效率和精准度。

（三）充分发挥司法效用

其一，法院应加强与企业的联动，通过举办讲座、案例分析等多种形式，提升企业法律风险防范意识，尤其需关注国有企业，应做好与国资等监管部门的协同，共同发挥事前、事中的监管作用。加强与企业人员的沟通交流，强化公司法律部门在公司治理中的作用，引导企业聚焦实体经济，遏制资金脱实向虚。其二，通过统一、公正的司法裁判，向企业传递明确的行为准则和价值导向，引导企业作出更审慎的投资和经营决策。其三，企业在风险化解过程中，应深入审视交易实质，全面掌握情况，并采取准确、有针对性的维权措施。法院应致力于提供或释明高效、便捷、公正的纠纷解决机制，及时化解矛盾，助力企业纾困解危。

来源：四方君汇律师事务所，作者：胡美静

结语

融资性贸易的本质，是部分国有企业利用体制性信用优势，在贸易外衣下从事类金融业务，以获取规模增长和短期收益。在“实质重于形式”的司法原则和“终身追责”的监管高压下，融资性贸易已从曾经的“规模捷径”变为如今的“风险雷区”。对于国企而言，最明智的选择，不是思考“如何合规地做”，而是彻底“告别融资性贸易思维”，回归贸易与供应链服务的本质。

 

05国企贸易业务合同，被法院判为名为贸易实为借贷，会有什么后果？

来源：五道口供应链研究院，作者：鲁顺

融资性贸易是监管词语，不是法律词语，法律词语叫名为贸易实为借贷。

对于国企从事贸易的监管，主要还是国资委、审计等方面的，但是这个业务并不是只涉及到这两个部门，其实还有司法部门，一般主要是指法院。

因为一旦与上下游及其他合作方发生纠纷，就要到法院起诉，那么法院的判决结果，就会影响到国企贸易公司的业务风险和监管风险。

所以，我们平时不仅要重点关注国资委等监管部门对融资性贸易的规定，还要重点关注国家对民间借贷的法律法规和法院对名为贸易、实为借贷的案例、审判习惯。

那我们今天就聊一下，如果国企贸易业务合同，一旦被法院认定为名为贸易实为借贷后，会给国企贸易公司带来什么连锁反应。

这些后果，可能比你想象的要多得多。

01 监管部门可以直接拿着判决书认定你是融资性贸易

因为监管部门不参与贸易，加上贸易本身的灵活性，其实如果不出现风险之前，很难认定国企贸易业务是否是融资性贸易还是正常的贸易。

为什么难认定？

第一，贸易本身就很灵活。

同样是一笔贸易，你可以说这是正常的贸易，也可以说这是融资性贸易。

比如，你从上游买货，再卖给下游，中间赚个差价或者息差。

你说这是贸易，因为确实有合同、有发票、有资金流、有物流。

但监管部门可能会说，你这是融资性贸易，因为你的主要目的不是赚取贸易差价，而是赚取资金占用的利息。

怎么区分？很难。

第二，贸易业务本来就存在大量的预付或者赊销。

这是贸易的正常现象。

上游要求你预付款，下游要求你赊销，这在贸易里太常见了。

你预付给上游，是因为上游要求先付款后发货；你赊销给下游，是因为下游要求先收货后付款。

这是正常的贸易行为，还是融资性贸易？

监管部门很难判断。

如果你的预付周期特别长，比如提前三个月预付，或者赊销周期特别长，比如半年后才收款，监管部门就会怀疑，你这是不是在给上下游融资？

但问题是，市场上确实有些行业，预付或者赊销周期就是这么长。

你能说这都是融资性贸易吗？

第三，很多贸易业务会持有货物一段时间。

这也是正常现象。

你从上游买了货，下游还没来得及提货，或者你想等价格涨了再卖，货物就要在仓库里放一段时间。

这是正常的贸易行为，还是融资性贸易？

监管部门也很难判断。

如果你持有货物的时间特别长，比如半年甚至一年，监管部门就会怀疑，你这是不是在给上下游融资，货物只是个幌子？

但问题是，市场价格波动，持有货物等待更好的价格，这不也是贸易的常规操作吗？

第四，监管部门不介入贸易，没有证据。

监管部门不参与具体的贸易业务，不知道你的上下游是谁，不知道你的货物在哪里，不知道你的价格是怎么谈的。

监管部门只能看到你的合同，看到你的营收、利润、应收账款、应付账款。

但这些数据，正常贸易和融资性贸易看起来可能差不多。

你说你是正常贸易，监管部门没有证据证明你不是。

你说你不是融资性贸易，监管部门也没有证据证明你是。

大家心里都有数，但是没证据。

所以，在风险没有暴露之前，监管部门很难认定。

但是，如果国企的贸易合同被法院判为名为贸易实为借贷，情况就完全不同了。

那生效的法院判决书就是最好的证据。

为什么法院判决书是最好的证据？

因为法院判决是经过严格的司法程序作出的，具有法律效力。

法院在判决之前，会调查取证，会听取双方的陈述和辩论，会查看合同、发票、资金流、物流等所有证据。

法院会从交易的真实目的、交易的实际履行情况、资金的实际用途等多个角度，综合判断这笔交易到底是贸易还是借贷。

如果法院最终认定这是名为贸易实为借贷，那这个认定就具有法律效力，任何部门都要承认。

监管部门等的就是这个。

一拿到判决书，直接就认定你是融资性贸易，你再去解释"我们是正常贸易啊"，已经没用了。

法院都说你是借贷了，你还能狡辩什么？

这就像一个人被法院判定有罪了，你再说我无罪，谁信啊？

而且，监管部门用法院判决书来认定融资性贸易，有充分的合理性和正当性。

第一，法院判决是中立的第三方认定。

监管部门自己去认定，可能会有争议，企业可能会不服，会申诉，会扯皮。

但法院判决是经过司法程序作出的，双方都有陈述和辩论的机会，程序公正，结果也更有公信力。

第二，法院判决解决了举证难的问题。

监管部门要证明一笔贸易是融资性贸易，需要大量的证据，要调查上下游，要核实货物，要分析价格，成本很高。

但法院在审理案件的过程中，已经把这些证据都调查清楚了，判决书就是最终的结论。

监管部门直接使用法院判决书，既省力，又权威。

第三，法院判决具有法律约束力。

法院判决一旦生效，就具有法律约束力，任何单位和个人都要尊重和执行。

监管部门根据法院判决书进行认定和处理，有充分的法律依据，不会有法律风险。

所以，国资委、审计部门、纪委，都会拿着这个判决书，认定你违反了国资委对融资性贸易的禁令。

接下来，就是一系列的连锁反应。

02 税务部门可能追缴税款、加收滞纳金和罚款

买卖合同被法院认定为名为贸易实为借贷，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根本就不存在真实的货物买卖，本质上是资金借贷。

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你却开具了货物买卖的增值税专用发票。

没有真实货物交易，却开具了货物买卖的增值税专用发票，这就涉及虚开发票的问题。

其实税务监管部门，跟国资委等监管部门一样，不介入贸易，虽然掌握的信息要比国资监管部门多一些，但是对于买卖双方从事的是虚假贸易或者真实贸易，其实也不是那么好认定。

如果有了法院的生效判决书，这个认定就非常容易了。

有人可能会说，2024年最高法、最高检《关于办理危害税收征管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不以逃税为目的的虚开不构成犯罪了。

这话没错。

但是，不构成刑事犯罪，不等于没有税务风险。

税务部门依然可以对你进行行政处罚，而且处罚力度不小。

第一，税务部门会认定你开具的发票不符合规定。

因为没有真实货物交易，你开具的货物买卖发票就是不合规的。

这有具体的法律依据。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法》（2026年1月1日起施行）的规定，增值税的征收必须基于“应税交易”。

纳税人取得的进项税额抵扣凭证必须与实际发生的业务相符。

没有真实交易而取得的发票属于非法凭证，不得用于抵扣。

再看《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的规定。

第24条明确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有下列虚开发票行为：

为他人、为自己开具与实际经营业务情况不符的发票。

让他人为自己开具与实际经营业务情况不符的发票。

介绍他人开具与实际经营业务情况不符的发票。

2024年施行的《发票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第29条进一步明确，“与实际经营业务情况不符”首要指的就是：

“未购销商品、未提供或者接受服务、未从事其他经营活动，而开具或取得发票”。

这就是“无货虚开”。

你看，法律写得很清楚，没有真实货物交易却开具发票，就是虚开。

那么虚开发票会有什么后果？

第二，税务部门会要求你补缴税款。

买卖合同和借贷合同，税务处理是不一样的。

买卖合同，是按照商品销售缴纳增值税的，税率一般是13%或者9%，而且买货的进项税可以抵扣。

借贷合同，按照金融服务缴纳增值税，税率是6%，但是利息收入全额计税，不能抵扣进项税。

举个例子。

你从上游花1亿元买货，再以1.01亿元卖给下游，中间赚100万。

如果按照买卖合同，你的增值税是按照100万的差价来算的，买货的进项税可以抵扣，实际缴纳的税款很少。

但如果按照借贷合同，你的增值税是按照100万的利息收入全额来算的，税率6%，就是100万÷(1+6%)×6% = 5.66万元，而且买货的1亿元不能抵扣进项税。

但这还不是最大的问题。

最大的问题是，税务部门可能会认为，你之前抵扣的进项税是不应该抵扣的。

因为你买货的1亿元，不是用于真实的货物买卖，而是用于资金借贷，所以这部分进项税不能抵扣。

如果你之前已经抵扣了，税务部门会要求你补缴。

按照13%的税率计算，1亿元的进项税就是1亿÷(1+13%)×13% = 1150.44万元。

这笔钱，你要补回去。

第三，税务部门会加收滞纳金。

滞纳金是按照每天万分之五计算的，一年就是18.25%。

如果你这笔业务做了两年，滞纳金就是36.5%。

1150.44万的税款，滞纳金计算基础应相应调整为1150.44万元。

第四，税务部门还可能罚款。

发票管理办法第三十五条规定，违反本办法的规定虚开发票的，由税务机关没收违法所得；虚开金额在1万元以下的，可以并处5万元以下的罚款；虚开金额超过1万元的，并处5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这还只是你自己的税务问题。

第五，上下游也可能面临税务追缴。

上游开给你的发票，如果税务部门认定不合规，上游也要面临税务追缴。

下游从你这里取得的发票并进行了抵扣，如果税务部门认定不合规，下游也要补缴税款。

一个案子下来，上中下游都要补税，谁的日子都不好过。

经济下行时期，税务部门的压力越来越大。

之前睁只眼闭只眼的就过去了，现在不行了，一看到可以征税的机会，肯定是加大力度征收的。

所以，名为贸易实为借贷被法院认定后，税务风险可能是最大的风险。

03 上市公司可能面临信息披露违规，被ST甚至退市

如果国企是上市公司，或者上市公司的子公司，那问题更大。

因为融资性贸易被认定，很可能意味着之前的财务报表不准确。

你报的是贸易收入，但实际上应该是借贷收入，这就涉及到信息披露违规。

这个后果有多严重？

我们先看看法律规定。

第一，《证券法》第197条的行政处罚。

2019年修订的新《证券法》大幅提高了对信息披露违法的处罚力度。

对于上市公司，一般违规的，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并处以100万元以上1000万元以下的罚款。

对于负责人员（董监高、实际控制人），给予警告，并处以50万元以上500万元以下的罚款。

如果是实际控制人指使、组织的，罚款额度跟公司一致，最高1000万元。

对于情节严重的个人，证监会还可以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3年到10年甚至终身。

第二，ST和退市风险。

新修订的《股票上市规则》显著提高了财务造假的退市门槛。

只要存在重大财务造假（无论金额比例还是连续年限），都可能直接触及“重大违法强制退市”。

轻则被证监部门警告、罚款，公司高管可能被处罚。

严重的可能会被ST（特别处理），股价暴跌，融资困难。

更严重的，可能会被强制退市。

我们再看看几个具体的国企案例。

案例一：*ST高鸿（000851）

这是央企大唐电信集团（中国信科）旗下的上市公司。

2025年8月证监会通报，高鸿股份在长达9年的时间里通过"空转"、"走单"贸易业务虚增收入和利润，涉及金额近200亿元。

子公司高鸿科技与关联方通过虚构笔记本电脑购销业务，签订总额近6亿元的合同，实质是精心设计的融资性贸易。

法院及监管认定其"名为买卖，实为借贷"。

证监会开出1.35亿元罚款。

董事长被罚750万并禁入市场10年，财务总监被罚600万。

公司面临1.6亿元巨额罚款,股价持续走低，目前处于退市边缘。

案例二：航天动力（600343）

这是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旗下的央企上市公司。

涉及著名的"隋田力专网通信案"。

航天动力充当专网通信业务的资金通道方，在2016年至2020年间通过融资性贸易合计虚增营收38亿元。

2024年3月，证监会下发处罚决定书，对公司责令改正，处以600万元罚款。

对相关高管处以100万-200万元不等罚款，并对时任总经理采取10年市场禁入。

案例三：江苏舜天（600287）

这是江苏省国资委旗下的省属国企。

从2009年起参与隋田力主导的“专网通信”业务，本质是合同、资金、票据流转构成闭环的虚假自循环业务，即典型的融资性贸易。

公司作为中间“马甲”垫付资金，上下游企业均由隋田力控制或指定，通过总额法计账，虚增营收和营成。

2024年7月收到证监会处罚决定。

2009年至2021年连续13年的年度报告中，累计虚增营业收入103.33亿元、虚增营业成本93.99亿元、虚增利润总额9.34亿元。

江苏舜天被罚款1000万元，相关高管合计被罚430万元（总计处罚金额1430万元）。

股票被实施风险警示，简称变更为ST舜天。

该案例被作为2024年证券监管的典型财务造假案例。

你看，这些案例都是近两年的，都是因为融资性贸易被认定为财务造假，然后被证监会重罚。

对于上市公司来说，这不仅是业务问题，更是资本市场信誉问题。

影响的是公司的估值和融资能力，损失可能是几亿甚至几十亿。

你想想，为了刷几个亿的营收数字，结果市值蒸发几十亿，这笔账怎么算？

而且，现在监管对融资性贸易、虚假贸易的态度是零容忍的。

2024年7月，国务院办公厅转发证监会等六部门《关于进一步做好资本市场财务造假综合惩防工作的意见》，明确提出严厉打击通过“空转”、“走单”等虚假贸易方式实施的财务造假。

监管采取行政处罚、刑事移送、民事赔偿“三位一体”的惩治体系，不仅罚公司，还对实控人实施市场禁入，甚至追究配合造假的第三方供应商的责任。

所以，上市公司或者上市公司子公司，做贸易业务一定要更加小心，不能为了刷营收数字而冒这个险。

04 你精心设计的担保措施可能部分或者全部无效

国企贸易公司做业务过程中，为了防范风险，通常会要求上下游企业提供担保。

比如交易对手的母公司担保、关联方担保、第三方担保，甚至要求重重担保，以此提高业务的安全性。

但是如果买卖合同被法院判定为名为贸易实为借贷，担保合同很可能会出问题。

这一块的法律风险很多人没有意识到。

我们先说清楚一个关键问题：

有人认为对“名为买卖实为借贷”的认定，依据的是《民法典》第146条关于“通谋虚伪意思表示”的规定：

当事人签订的《买卖合同》是双方共同伪装出来的表面行为，因意思表示不真实而自始无效。

被隐藏的真实借贷关系，将按照实际的法律规定（即民间借贷相关规则）来审理。

也有人认为，买卖合同被认定为“名为贸易实为借贷”，并不是合同无效，而是合同性质变了。

原来是买卖合同，现在被认定为借贷合同。

合同依然有效，只是性质变了。

但这个“性质变化”，对担保人的影响是巨大的。

关联方担保影响不太大

如果是关联方担保（比如交易对手的母公司或关联公司担保），情况相对好一些。

因为关联方对于融资性贸易的真实目的通常是明知的，或者应当知道的。

法院会认为，关联方担保人应对隐藏的“借贷关系”承担担保责任。

第三方担保：可能主张脱责

如果是第三方担保，风险就更大了。

第三方担保人当初同意担保的时候，他认为这是一笔买卖合同，有货物作为保障，风险可控。

但现在合同性质变了，变成借贷合同了，风险性质完全不同。

这已经超出了他当初的担保意愿。

所以第三方担保人很可能会主张：

根据《民法典》第六百八十二条：担保合同是主合同的从合同。主合同无效，担保合同无效。

即使不能完全免除自己的责任，他也会说

根据《民法典》第六百九十五条：未经保证人书面同意，债权人和债务人协商变更主合同内容加重债务的，保证人对加重的部分不承担保证责任

我当初同意担保的是买卖合同，不是借贷合同。

买卖合同和借贷合同的风险完全不一样。

现在合同性质变了，超出了我的担保意愿，我不应该承担如此大的责任。

法院很可能会支持第三方担保人的主张。

为什么？

因为法院要保护善意第三方的利益。

第三方担保人并不知道这是融资性贸易，他认为这是真实的买卖。

现在合同性质变了，让他承担更大的风险，这对他不公平。

所以法院很可能会认定：

第三方担保人只需要承担与“买卖合同”相当的责任，而不需要承担“借贷合同”的全部责任。

或者，第三方担保人可以主张减轻责任，只承担部分赔偿责任。

更或者说，买卖合同无效，第三方担保人不承担赔偿责任。

所以，你精心设计的增信措施全部落空。

05 你以为的“强势上下游”可能只承担有限责任

有的时候为了防范风险，国企贸易公司会选择上下游都比较强的主体，觉得这样安全。

比如，你从一个大型国企手里买货，再卖给另一个大型国企，中间赚个差价或者垫个资。

你觉得两头都是国企，总不会跑路吧？

但是如果一旦买卖合同被认定为融资性贸易，这些强势上下游很可能会说：

我只是通道方，我没有实际受益，我不应该承担全部责任。

法院一看，确实，货物没动过，钱也是直接划走的，这些“强势主体”确实只是过了个账。

他们可能只需要承担部分责任（比如返还收到的手续费或者差价），剩余的损失要向真正的资金使用方去追偿。

问题是，真正的资金使用方，往往是资信比较弱的民营企业，甚至已经破产了。

你去哪里追偿？

所以，你以为找了两个强势主体做担保，最后发现他们只承担很小一部分责任，大头还是要你自己扔。

这个坑，不知道埋了多少国企贸易公司。

我们先看看法律上对“通道方”是怎么定位的。

第一，“通道方”不是虚假买卖合同的真正买家或卖家。

虹然在买卖合同上，“通道方”签了字，但实际上他们明知借贷双方的借款意图，自愿甚至主动与其他参与方构筑虚假交易。

根据《民法典》第146条，通谋虚伪意思表示无效。

所以“通道方”因买卖合同无效而不负有合同项下的货款支付责任。

第二，“通道方”也不是真实借款关系中的借贷双方。

通过穿透式审查，查实的资金流转、借款用途、磋商往来等情况显示，“通道方”并不具有借款合同主体身份。

“通道方”并无出借或借款的意思表示，既非资金来源方，亦非实际用资方。

同时其参与融资交易的行为也不足以认定其有提供信用担保的意思，不能纳入担保人范畴。

故“通道方”不负有借贷法律关系项下的借款返还义务。

那么，“通道方”到底要不要承担责任？

要！但是承担的不是全部责任，而是一种特殊的赔偿责任。

我们通过一个具体的案例来看。

上海二中院(2021)沪02民终9083号案。

2018年，深圳某科技公司因资金不足无法向北京某电暖气公司支付货款，需对外融资。

于是北京电暖气公司、某技术工程公司与某供销公司之间签订《产品购销合同》，货款金额2,739万元。

同时，技术工程公司与深圳科技公司签订一份购销合同，货款2,795万元，供货要求与前述合同一致。

供销公司向电暐气公司合计支付2,531万元。

2019年，技术工程公司向供销公司支付490万元。

后来供销公司起诉，要求深圳科技公司、技术工程公司、北京科技公司（担保方）共同返还借款。

技术工程公司辩称：我只是提供了资金“通道”，并未作出借款和担保的意思表示，不应承担还款责任。

法院经审理认为：

第一，根据资金流转、借款用途、磋商往来等情况，应突破形式上的单一合同相对性，认定深圳科技公司、北京科技公司系借款方，技术工程公司系提供资金通道的中间方。

第二，借款人深圳科技公司、北京科技公司未及时清偿案涉借款，系造成供销公司损失的直接原因，应对供销公司承担还本付息的责任。

第三，作为中间方的技术工程公司，应就其参与融资性贸易的过错行为承担相适应的责任。

技术工程公司的参与行为是供销公司愿意出借款项的重要动因，其对买卖合同无效并致供销公司无法得到清偿的损失负有过错应承担责任。

但技术工程公司不是债务未获清偿的直接责任人，在责任顺序上应列于深圳科技公司、北京科技公司之后。

这就是责任顺位上的“补充责任”——必须先找真正的借款人还钱，借款人还不上或者还不起的部分，才能找“通道方”。

另一方面，过错程度上，技术工程公司系出于增加虚假业绩等不正当目的提供媒介服务，帮助当事人规避相关限制或禁止性规定，但纵观整个融资性贸易情况，技术工程公司在交易中的作用有限，其所获利润亦有限。

法院还考察了多项因素：

有无主动介绍交易对象、设计交易模式、积极促成交易达成。

 有无长期、多次、经营性从事融资性贸易。

 有无向社会不特定对象提供融资服务。

有无谋取高额收益。

同时还要结合出借方本身亦有主动接受融资性贸易的过错行为，在自愿实施通谋虚伪行为时已对风险有所预见等因素，相应限缩“通道方”的责任范围。

这就是责任范围上的“比例责任”。

最终，法院判决：

深圳科技公司、北京科技公司共同向供销公司返还2,031万元。

技术工程公司向供销公司返还10万元（扣留的“通道费”）。

技术工程公司应对上述欠付款项，在深圳科技公司、北京科技公司不能清偿部分的40%范围内，向供销公司承担补充赔偿责任。

你看，这个案例就很典型。

技术工程公司作为“通道方”，最终只承担了：

返还10万元“通道费”（直接返还）。

在借款人不能清偿部分的40%范围内承担补充赔偿责任（不是全额，也不是第一顺位）。

最后还要说一点，上海二中院的这个裁判思路已经形成了一定的司法共识。

这个案例还被收入了“人民法院案例库”，成为典型案例。

这意味着，其他法院在审理类似案件时，很可能会参考这个裁判思路。

所以，国企贸易公司千万别以为找了大型国企做上下游就万事大吉。

一旦被认定为融资性贸易，这些“强势主体”很可能只承担有限责任，大头还是要你自己承担。

06相关负责人员可能被追究责任

如果国企的贸易业务被法院判定为名为贸易实为借贷，相关责任人面临的可不是单一风险，而是一连串的追责组合拳。

纪律处分、经济处罚、刑事责任、、、、，一个都跑不掉。

纪律处分：警告、撤职、降薪、开除、、、、

首先，组织纪律处分是跑不掉的。

2024年9月1日起施行的《国有企业管理人员处分条例》明确规定了六种处分：警告（6个月）、记过（12个月）、记大过（18个月）、降级（24个月）、撤职（24个月）、开除。

而且，《条例》把"造成国有资产损失或不良后果的（如违规投资、非法关联交易、开展融资性贸易、虚假交易等）"列为重点追责情形。

这意味着，一旦法院认定你的贸易是融资性贸易，上级单位就可以依据《条例》对你进行处分。

你看这六种处分的严重性：

警告、记过，算是轻的了，但是处分期内，影响你的晋升、评优、绩效考核。

记大过，比记过更严重，处分期18个月，这一年多时间里，你基本上就是"问题干部"的标签，任何机会都轮不到你。

降级，这就很狠了。你原来是副总经理，可能降到部门总监；原来是部门总监，可能降到普通经理。职级一降，工资待遇全部下调，而且这个污点会跟着你。

撤职，意味着你直接丢掉领导岗位，从管理层回到普通员工。你在单位熄了十几年二十年，好不容易爬到这个位置，一夜回到解放前。

开除，这是最狠的。直接解除劳动关系，你在国企体系内几十年的积累一夜归零。而且，开除记录会跟着你，你想再进其他国企，基本上没戏了。

更关键的是，这些处分不是"判完就完了"。

处分期内，你的年度考核基本上就是不合格或者基本合格，绩效奖金大幅缩水，甚至没有。

晋升？别想了。处分期内，任何晋升机会都与你无关。

调动？也很难。谁愿意接收一个有处分记录的人？

经济责任：扣薪酬、禁入限制、追偿损失

除了纪律处分，经济上的追责也逃不掉。

2026年1月1日起施行的《中央企业违规经营投资责任追究实施办法》（国资委令第46号）更是织密了追责网。

办法明确将"违反规定开展融资性贸易、'空转'、'走单'等虚假贸易业务"列为追责情形。

追责方式包括：组织处理、扣减薪酬、禁入限制、纪律处分，以及移送监察或司法机关。

先说扣减薪酬。

这可不是象征性的扣个几千块，而是根据损失程度和责任大小，扣减你的年度绩效、年度奖金，甚至是基本工资。

你想想，一个国企中层干部，年收入可能50万、100万，一下子扣掉一半甚至更多，这个经济损失有多大？

而且，扣减的不仅仅是当年的收入，还可能追溯扣减前几年的奖金、绩效。

再说禁入限制。

这个更狠。根据责任大小和损失程度，你可能在一定期限内（3年、5年、10年，甚至终身）不得在国企担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等职务。

这意味着，你的职业生涯基本上到头了。

即使你在其他国企找到工作，也只能做普通员工，再也没有机会进入管理层。

还有追偿损失。

如果公司因为这笔业务造成重大损失，公司有权向你追偿。

虽然不是所有损失都要你个人承担，但如果认定你存在故意或重大过失，公司可以要求你承担部分损失。

刑事责任：最狠的坐牢风险

如果造成的损失特别巨大，或者存在其他严重情节，那就不仅仅是纪律处分和经济处罚了，还要承担刑事责任。

这是最狠的。

根据《刑法》第168条，国有企业人员滥用职权，致使国家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可以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致使国家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所以如果一笔贸易被法院判定为借贷，金额又比较大，最后钱收不回来了，那么负责人很可能就要承担刑事责任。

这可不是罚点款、写个检讨就能过去的，是真的要坐牢的。

你想想，一个国企高管，在单位干了十几年二十年，好不容易到了这个位置，结果因为一笔业务被判刑，这个代价有多大？

而且，一旦被判刑，你的职业生涯就彻底结束了。

07整改成本巨大，业务可能被暂停

一旦被认定为融资性贸易，就意味着你的业务模式出问题了，监管部门会要求你整改，特别是出现重大损失的情况下。

整改不是写个整改报告就完了，而是真刀真枪的大整改。

第一，必对现有业务和历史业务进行全面排查。

这是最让人头疼的一部分。

监管部门不会只看被判决认定的那一两笔业务，而是要求你对所有类似业务进行全面排查。

什么叫全面排查？

就是要把你公司近几年（一般是3-5年）的所有贸易业务，一笔一笔地查，看看有没有类似的融资性贸易。

每一笔业务都要查什么？

 查合同，看看交易结构是不是“两头在外”，价格是不是固定息差。

查货物，看看货物是不是真实流转，还是只是单据流转。

 查资金，看看资金是不是你垂资给下游，上游再给你。

 查上下游，看看上下游是不是关联方，是不是为了配合融资找的。

 查贸易背景，看看上下游有没有真实的业务需求。

每一笔业务要查这么多内容，你说需要多少人力、多少时间？

假设一个人一天能查完5笔业务，6000笔业务就需要1200个工作日。

而且，排查的过程中还会发现新的风险。

你可能会发现，原来不止被判决认定的那几笔业务有问题，还有几十笔、甚至上百笔业务也有类似的问题。

这些业务是不是也要被追究？

是不是也要被认定为融资性贸易？

是不是也要进行整改？

这就是一个雪球，你排查越深，发现的问题越多，需要整改的业务也越多。

这就导致了一个非常尴尬的局面：

那些几年前做的业务，当时公司认为是合规的，现在回头看，又被认定为不合规，负责人要被问责。

这就是排查历史业务带来的最大风险——一查就是一片，而且无法追诉。

第二，需投入大量资源进行业务模式重构。

原来的客户可能不能做了，原来的产品可能不能做了，要重新设计业务流程。

怎么重构？

从以前的“两头在外、货不动、只赚息差”，变成“要有真实产业能力、要能认货验货、要有真实贸易背景”。

这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你要重新建立产业团队，要培养或者引进懂货的专业人才，要重新梳理上下游资源。

这些，都是要花钱、花时间、花精力的。

具体来说，你可能需要：

—— 招聘或培训懂行业的专业人员。以前做铜精矿贸易，你的人只需要会签合同、会转账就行。现在不行了，你要懂铜精矿的品位、品质、市场行情、价格波动。这种人才哪里找？怎么培养？

—— 建立货物验收体系。以前货物你根本不看，现在要有验货人员、要有验货标准、要有验货设备。比如做化工品贸易，你要有检测设备，要会看化验报告，要能判断货物是不是真的、质量是不是合格的。

—— 建设仓储物流体系。以前货物不过你的仓库，现在要过。你要租仓库，要配备仓储人员，要建立库存管理系统。这些都是成本。

—— 重新梅理上下游关系。以前你的上下游可能都是为了配合融资找的，现在要找真正有贸易需求的客户。这需要时间，需要关系，需要市场开发。

—— 重新设计定价机制。以前你的价格是固定的息差，现在要根据市场行情来定价，要能解释为什么这个价格是公允的。

这一套下来，少则半年，多则一年，投入的人力和资金可能非常大。

第三，内控制度要全部推倒重来。

风控体系、审批流程、合规管理，全部要推倒重来。

以前是怎么做的？

下游没钱，你来垫资，从中间赚个息差。风控重点是看下游的还款能力、看上游的信用背书、看有没有担保。

现在要怎么做？

要证明这是真实的贸易，要证明货物是真实存在的，要证明交易价格是公允的，要证明上下游不是关联方。

这就要求风控人员要去现场验货，要核实价格，要排查关联关系，要留存大量的证据资料。

这要花多少时间、多少人力？

具体来说，风控体系要增加哪些内容？

货权转移的审查。要有提货单、仓单、运输单据，要能证明货物确实从上游转移到了下游。

 价格公允性的审查。要有市场报价、要有价格对比、要能解释为什么你的价格跟市场价不一样（如果不一样的话）。

 关联关系的排查。要有股权穿透、要有人员排查、要有资金往来分析，要能证明上下游不是一家人。

贸易背景的审查。要有上下游的生产销售计划、要有真实的业务需求、要能解释为什么需要你这个中间商。

货物监管的审查。要有仓储记录、要有监管报告、要有现场照片，要能证明货物确实存在并且受你控制。

这些风控要求，每一项都要花人力、花时间、花成本。

业务效率大幅下降，但为了合规，你又不得不这么做。

第四，可能被要求暂停相关业务线。

在整改期间，相关业务可能要暂停。

这对公司的营收和现金流影响有多大？

如果你的主营业务就是贸易，贸易业务被暂停，公司就没有收入了。

没有收入，但是成本还在跑，人员工资要发，办公场地要租，这怎么办？

更麻烦的是，整改过程中，你还要继续处理之前的存量业务。

那些已经签了合同、已经垫了资金的业务怎么办？

继续做，监管部门不答应；不做，钱收不回来。

进退两难。

从业务模式重构、内控体系重建、业务暂停损失，这个投入太大了。

而且这个投入，还不一定能把业务转型成功。

最可笑的是，这么整改一大圈下来，如果继续做贸易，又回到之前的模式上来，真是一顿操作猛如虎，一下回到了解放前。

写到最后

看到这里，你可能发现，一个法院判决带来的不是一个问题，而是一个连锁反应。

监管认定、整改成本、税务处罚、证监处罚、担保无效、上下游甘脱责任、被追究责任、、、，七个后果，每一个都可能是致命的。

当然了，这些后果，这是一种可能性，也许你啥事都没有，或者说只涉及一个，两个、、

风险，其实就是概率的游戏！

06融资性贸易的司法认定与风险防控：国企大宗贸易合规指引

来源：盈科成都律所，作者，陆昱衡

 

国企大宗贸易的合规风险

各位从事大宗物资贸易的国企同仁，是否曾遇到以下业务场景：客户提出“采购10

万吨钢材，但资金暂时紧张，请贵司先行垫资，一个月后支付2%资金占用费”；或建议“开展循环贸易——贵司销售给我司，我司销售给关联方，关联方再销售给贵司，资金循环一周，各方均可实现业绩增长”；甚至出现“货物无需实际移动，贵司开具发票，我司完成款项支付，双方获取过账收益”的提议？

若您曾接触此类业务模式，请务必保持高度警觉——这并非正常的商业交易，而是典型的融资性贸易风险架构。

近年来，国资委持续强化对融资性贸易的监管：从2017年《关于进一步排查中央企业融资性贸易业务风险的通知》（国资财管〔2017〕652号），到2023年《关于规范中央企业贸易管理严禁各类虚假贸易的通知》（国资发财评规〔2023〕74号），再到《中央企业违规经营投资责任追究实施办法（试行）》（国资委令第37号），均明确将“违规开展融资性贸易”列入经营投资责任追究范围。

大宗物资贸易（包括钢材、煤炭、农产品等）规模庞大、资金密集，国有企业更应坚守“真实贸易”原则——融资性贸易所带来的风险，远非有限的资金收益所能覆盖。

 

一、

融资性贸易是什么？

——从“定义”到“司法认定”

要防融资性贸易，得先搞清楚它到底是什么。

（一）国资委的“官方定义”：无商业实质的“资金游戏”

根据国资委2017年652号文，融资性贸易的核心是“以贸易为名，行出借资金之实”，具体有四个特征：

1.贸易背景虚假性：缺乏真实的货物交易需求，表现为“走单、走票、不走货”的操作模式；

2.交易主体关联性：上游供应商与下游客户存在实际控制关系，形成封闭式交易循环；

3.货权控制缺失：国有企业未实际掌握货物控制权（如由客户直接提货）；

4.资金融通实质：通过垫付资金、开具承兑汇票或办理保理等方式变相提供融资。

2023年国资委74号文进一步明确“十不准”，其中“不准开展空转、走单等虚假贸易”“不准为上下游企业提供融资担保”，直接给融资性贸易“判了死刑”。

（二）司法的“穿透式认定”：看交易实质，不是看合同形式

法院认定融资性贸易，不会只看合同名称，而是穿透合同看“交易实质”——有没有真实的货物流、有没有商业合理性。

1.典型案例：“循环贸易”被认定为“借贷”

最高人民法院（2010）民提字第110号案：天恒公司与豫玉都公司、科弘公司签订“代理采购协议”，约定天恒公司垫资采购钢材，豫玉都公司一个月后还款，给2%利息。后来发现，豫玉都公司和科弘公司是关联方，钢材“从科弘到豫玉都再到天恒”，形成闭环，没有真实货物流。法院最终认定：这是“名为采购、实为借贷”的融资性贸易，合同无效。

2.最高法院的裁判思路：重视“交易真实性证据”

最高法院（2018）最高法民终786号案：福建某经贸公司与中石化某分公司等签订多份燃料油购销合同，但经法院审理查明，该系列交易均无真实货物流转，形成关联方间“自买自卖”闭环，属于典型的“名为买卖、实为借贷”。最高人民法院认定双方并无真实买卖合意，实为资金融通，故驳回经贸公司要求返还货款的诉讼请求。

没有真实货物流，类似于上述案例中形成了关联方间自卖自卖的循环贸易，走单不走货，法院依据此认定关联人之间存在通谋虚伪意思表示，依据当时《民法总则》146条（现为《民法典》146条）之规定认定合同无效。

（三）大宗贸易中的“常见陷阱”：三种模式要警惕

1.托盘贸易：国有企业作为资金提供方，为卖方垫付采购资金，货物直接发往最终客户。风险点：客户违约时资金难以收回（参考案例：2016浙02民终3833号）。

2.循环贸易：多家企业通过连续买卖形成交易闭环，资金循环流转但货物并未实际移动。风险点：涉嫌虚开增值税发票及合同无效；

3.委托采购：客户委托国有企业采购货物并垫付资金，约定以银行承兑汇票等方式还款。风险点：票据无法兑付导致资金损失（参考案例：2016苏民终386号）。

 

二、国企为什么怕融资性贸易？

——四大风险悬头顶

 

融资性贸易对国企来说，不是“赚钱的捷径”，是“埋雷的坑”——四个风险能让国企“赔了夫人又折兵”。

（一）合规风险：国资委“追责之剑”悬着

根据《中央企业违规经营投资责任追究实施办法（试行）》（国资委37号令）第九条：“违规开展融资性贸易业务，要追究直接责任、主管责任、领导责任”。

1.追责后果有多严？

组织处理：停职、降职、调离工作岗位；

扣减薪酬：扣减绩效年薪、任期激励收入；

禁入限制：五年至终身不得担任国企董事、监事、高管；

纪律处分：开除党籍（比如中国铁物案）；

移送司法：如果构成犯罪，比如受贿、挪用公款，直接送检察院。

2.真实案例：中国铁物的“融资性贸易噩梦”

2017年，国资委通报中国铁物案：2009-2013年，中国铁物原总经理宋玉芳等6人，主导违规开展融资性贸易，造成巨额损失。最终，6人被开除党籍，并由企业按程序给予行政处分。

（二）资金风险：“资金货权两头在外”，钱货两空

融资性贸易的核心风险是“国企垫了钱，却没控制货”——客户直接从卖方提货，国企既没拿到货，也没拿到钱。

1.场景再现：某四川国企的“钢材托盘陷阱”

某四川国企做钢材托盘贸易，流程是：客户（贸易公司）说“要采购10万吨钢材，资金紧，你垫资”；国企与卖方签订采购合同，垫资1亿元；卖方直接把钢材发给客户，国企没见着货；客户拿到钢材后，以“钢材质量不好”为由拒付货款；最后客户破产，国企1亿元垫资无法收回。

2.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国企没控制货权——客户直接从卖方提货，国企没有货权凭证等证据，即使起诉，也无法证明“货物已交付”，更无法执行货物。

（三）刑民交叉风险：从“合同纠纷”到“刑事犯罪”

融资性贸易往往伴随着合同诈骗、虚开增值税发票等刑事犯罪，国企不仅要赔钱，还可能“搭进去人”。

1.合同诈骗：客户虚构贸易背景骗垫资

案例：（2015）甬北商初字第51号：客户（中琦公司）伪造“钢材仓单”，骗国企（广铁公司）垫资500万元。国企垫资后，客户把仓单对应的钢材卖给第三方，卷款跑路。最终，客户法定代表人因“合同诈骗罪”被判有期徒刑10年。

2.虚开增值税发票：“走单不走货”的必然结果

融资性贸易需要“走票”——即使没有真实货物流，也要开增值税发票。根据《刑法》第二百零五条：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数额较大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数额巨大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无期徒刑。

（四）税务风险：“虚开发票”补税+罚款

根据《发票管理办法》第三十七条：“虚开发票的，由税务机关没收违法所得，并处5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比如，某国企做“循环贸易”，开了1000万元的增值税发票，但没有真实货物流。税务机关核查后，要求国企补税130万元（1000万×13%）+滞纳金（每天万分之五）+罚款50万元，合计损失近200万元。

 

三、怎么防？

——全流程信用管理，守住“真实贸易”底线

 

融资性贸易的风险不是“不可防”，而是要用“全流程信用管理”把风险堵在每一个环节。

（一）签约前：查资信，把好“入口关”

核心：不要和“信用差”的客户做生意。

参考某知名外资企业的“5C信用评估法”，查客户五个维度：

1.信用品质（Character）：有没有违约记录（用“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查）；

2.偿付能力（Capacity）：看财务报表（资产负债率、现金流），比如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客户，要谨慎；

3.资本（Capital）：注册资本、净资产（比如注册资本100万的客户，不要垫资超过100万）；

4.抵押品（Collateral）：有没有可抵押的资产（比如房产、车辆）；

5.经济状况（Condition）：行业前景（比如钢铁行业下行期，要减少垫资）。

操作技巧：

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查客户的关联方（比如股东、法定代表人有没有其他公司）；

要求客户提供“最近三年的审计报告”“银行流水”；

对于大额交易，找“专业机构”做尽职调查，严查关联交易风险。

（二）签约时：定条款，堵死“漏洞”

核心：用合同条款“控制货权、约束客户”。

1.货权控制条款：卖方必须将货物交付至买方指定仓库，经买方书面验收确认后，货物所有权发生转移；

2.质量验收条款：买方应在到货后5个工作日内完成验收，对质量异议应在3个工作日内书面提出，卖方须在收到异议后5个工作日内予以解决；

3.付款保障条款：买方逾期付款应按同期LPR1.5倍支付违约金；逾期超过30日的，卖方有权解除合同并要求赔偿损失；

4.陈述保障条款：双方承诺交易背景真实，不存在虚构交易、循环贸易等情形，如违反本承诺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三）履行中：盯流程，监控“货与钱”

核心：确保“货物流、资金流、发票流”一致。

1.保留货物流证据：要求供应商提供经双方签字或盖章确认的提单、仓单、收货确认书等物权凭证；

2.资金流向监控：严格执行客户货款进入企业指定账户的要求，避免资金通过关联方流转；

3.保留沟通记录：对微信沟通记录、往来邮件、通话录音等电子证据进行完整保存，特别对货物确认、付款承诺等关键内容进行公证固定。

4.设立风险预警机制：设置三个“风险阈值”，触发后立刻审查：

毛利率异常预警：正常贸易毛利率通常维持在3%-5%，低于1%的交易需重点核查交易真实性；

账款逾期预警：客户付款逾期超过30天，应立即启动资信复查程序；

关联关系异动预警：客户关联方数量异常增加时，需警惕资产转移风险。

（四）收款时：强催收，守住“资金回笼”最后一关

核心：“逾期即催收，催收即留证”。

1.逾期1-30天：业务部门电话催收，发《付款提醒函》（用公司抬头纸，盖公章），保留通话记录（录音、邮件记录等）；

2.逾期31-90天：法务部门发《律师函》（用EMS寄，底单上写“律师函：催讨XX货款”），保留底单和签收记录；

3.逾期91天以上：起诉+财产保全（冻结客户的银行账户、查封动产）。

（五）出事后：快处置，减少损失

核心：刑事民事并举，保全执行同步。

1.刑事报案程序：如果客户有“虚构贸易背景”“伪造货权凭证”的嫌疑，立刻向公安机关的“经侦大队”报案，同步申请“财产保全”（冻结客户的银行账户）；

2.执行：用“全国法院执行信息网”查客户的财产（银行账户、房产、车辆），及时冻结；如果客户有“到期债权”（比如其他公司欠客户钱），可以申请“代位执行”。

 

守住真实贸易的“底线”，才是国企的“护城河”

国有企业开展大宗商品贸易，应当始终坚持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将合规管理融入贸易业务全流程。融资性贸易不仅违反监管规定，更可能引发多重法律风险，最终导致国有资产损失。

守住真实贸易的底线，用全流程信用管理防风险：

 签约前查资信，不跟“信用差”的客户做生意；

 签约时定条款，控制货权、约束客户；

 履行中盯流程，确保“货钱票”一致；

 收款时强催收，逾期即行动。

只有这样，国企的大宗贸易业务才能“走得稳、走得远”——因为，合规才是国企的“护城河”，真实才是贸易的“生命线”。

最后提醒：如果碰到“客户要做循环贸易”“走单不走货”，直接说“不”——因为，一次违规，可能毁了整个企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