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数治税”的逻辑起点，归根结底是经济的高速发展对征管手段提出的新要求。从征管规模看，2023年，全国涉税经营主体近9000万户，仅2023年新办主体就达1687.6万户。承担征管任务的税务干部人数基本稳定。以有限的人力资源应对经济规模的逐步扩展，势必需要通过“以数治税”对征管技术和手段进行变革。

从产业结构看，虚拟经济和数字经济等新兴产业迅猛发展，带来了新的组织形式和经营模式，如线上和线下的融合、时间和空间的交错、物态和生态的变化等，都对税费征管提出了新的要求，给了“以数治税”更加广阔的舞台。

从监管质量看，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经营主体的多元化，无论是“抓大稳中放小”的分级分类监管模式，还是针对企业股权和权益分配，尤其是对跨国利润分配等的监管手段，都需要调整税费监管的方法和模式，“以数治税”大有可为。

想在“以数治税”中收获更多成效，就要对“数”——从基础数据到最终可以运用于风险识别和税费监管服务的数据产品，在税务系统的流通过程进行严密控制。

一是抓好“数”的产生。基础数据采集是“以数治税”的第一步，也是关键的一步。目前，核心征管数据主要来源有三部分，即纳税人的申报、税务干部的人工采集和通过精诚共治从外部门获取。这些源头的基础数据经过一定的加工，成为可以被各类业务系统识别和运用的数据产品。在这个过程中，如何建立数据标准，如何实施数据质量控制，关系着“以数治税”的整体质效。例如，国家税务总局长沙市税务局推动征管基础数据清理工作常态化，特别是以“人工+算法”模式过滤纳税人申报途径产生的基础数据，尽最大可能减少数据的“入口污染”。

二是抓好“数”的管理。同样的数据，在不同的税务部门，乃至不同的税务干部手中，可以发挥截然不同的功效。这体现了对“数”进行管理和加工的重要性。首先是按照一定标准，如企业类型、风险大小或数据时效等，推动数据分门别类，分别推送到下一流程或需要数据的单位部门，尽可能提升数据利用的效率。其次是建模，按照行业、企业、行为等不同逻辑，分门别类建好数据库和数据应用模型，尽可能细化场景、拓展应用、建立算法，实现需要时可以对数据“即插即用”。例如，长沙市税务局近年来持续开发涉税风险数据模型，包括多税费种关联模型、重点行业涉税风险模型等，取得较好成效。

“以数治税”的“治”，考验的是“治理”的科学性，以及“共治”的广泛性。想在“治”上出成效、见成绩，要做好三个方面的工作。

一是夯实“治”的基础。健全“数据+共享”的基本制度，加大部门间提供涉税费数据力度，进一步探索“政务+税务”大数据模式在经济发展和税收协同监管等领域的融合应用，进一步扩宽涉税数据的“入口”。

打造“数据+规范”的基本流程，一方面，规范资料受理、审核、录入等环节的岗责权限和操作流程，保证初始数据录入的准确性，基层税源管理部门设置专职或兼职数据质量管理员，建立存量数据核查台账。

另一方面，优化数据流转，打通信息化系统间数据的壁垒。强化“数据+监管”的基本能力，培育一批高层次、复合型的大数据应用人才，提升运用算法和大数据平台的能力。例如，长沙市税务局制定《全市税务系统2023年—2025年大数据应用人才培养实施方案》，着力培养100名大数据分析师。

二是丰富“治”的功能。以数据为“探照灯”，监管税收与经济运行基本状况，及时发现和防范发展中可能遇见的各类问题，避免发生系统性、区域性、行业性风险。

以数据为“千里眼”，通过税收大数据探索税收制度运行与经济发展基本规律，适时提供税制改革、征管改革乃至经济改革的数据参考依据。

以数据为“警报器”，聚焦重点领域、重要节点，以更加精准的模型和更加精确的算法，及时发现税收征管服务中的薄弱环节，及时预警个别企业的高风险行为和数据变化，有效将风险化于萌芽、解于未发。

三是优化“治”的方向。在深化税费征管体制改革中，以“以数治税”为导向，围绕智慧税务建设目标，实施数字化升级和智能化改造，形成税费征管新格局。

一方面，以发票电子化改革为突破口，将各类业务标准化、数据化，让全量税费数据能够根据应用需要，实现可归集、可比较、可连接、可聚合，不断推进现代信息技术与税收征管的深度融合，实现税收风险管理由“事后处理”向“事前、事中精准监管”转变。

另一方面，按照深化征管体制改革的要求，实现法人税费信息和自然人税费信息智能归集，智能化推送征管和风险任务，为决策者提供一览可知的信息。

同时，充分发挥现代信息技术和税收大数据的驱动作用，实现制度规范、业务流程等方面的融合升级和优化重构，推动税务部门的组织职能划分更加明晰、岗责体系更加科学、人员配置更加合理，从而更好地适应现代化税收征管和服务的需要。